照片1--母亲哥哥二姐三姐和小五（光头者）

照片2--母亲是天生的卷发。

照片3--三姐和小五（右）在内蒙兵团。

快乐童年

儿时，我上的是文化厅幼儿园，孩子们都是文化厅、文联和豫剧院，话剧团，京剧团，歌舞团等单位的子女。孩子们来自艺术之家，各个身手不凡，经常自编自演文艺节目。节目丰富多彩，有舞蹈，京剧，豫剧，还有曲艺。每年的六﹒一演出，很是隆重，幼儿园会邀请家长来观看。到了演出的日子，幼儿园里锣鼓齐鸣，彩旗飘扬，明星荟瘁，大腕云集。小朋友的演出，往往能赢得艺术家们热烈的掌声，那场面，端的好酷！

读小学，是在实验小学。学校位于市区边缘，紧挨着苗圃，苗圃过去就是庄稼地了。课余我们住校生经常在苗圃里嬉戏，偷摘树上的果子。

我们的校园很大，有很多树，樱花和桃树还能开出美丽的花朵，引得蜂啊，蝶啊，鸟啊都来凑热闹。在这花团锦簇的校园中，我们幸福快乐的成长。

我是个爱玩儿且会玩儿的孩子：爬树、跳绳儿、跳皮筋儿、打秋千、踢毽子、推铁环儿……样样精通。在学校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：合唱团、美术组、手旗队、气枪队和乒乓球队。虽然我的学习成绩算不上出类拔萃，但是从小就有很强的进取心和表现欲。

没有书读的日子

66年，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。父亲的单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称为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”的“裴多菲俱乐部”，彻底被“砸烂”了！52人的单位，揪出的“走资派”、“黑帮”有13人之多！家属院里经常有一群一伙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抄家，我父母多年精心收藏的大量中外书籍被洗劫一空，那些珍贵的唱片，当场就被摔在地上，砸的粉身碎骨了。

家属院里的孩子在文革时也像大人一样分成了两派。互相吵架时都会把对方的父母捎上。有个小孩的父亲写的第一人称的小说里有一些爱情的描写，作品中的“我”每次看到他的意中人总想去亲吻她。孩子们认定那个“我”就是那个小孩他爸爸，吵架时就骂他“你爸爸是大流氓，还想亲人家女孩呢，不要脸！”对方当然以牙还牙“你爸爸是反革命，比流氓还坏！”现在想起觉得真好笑！

没有书读的日子，我疯狂地迷上了跳芭蕾和唱京剧。我的梦想是上北京舞蹈学校，成为中国的乌兰诺娃，穿上红舞鞋在家里蹦达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。一直折腾到68年“复课闹革命”时，我们这一届六年级一天都没上的小学生，稀里糊涂的进了初中。那时，初中改为两年制，课程也进行了调整：只有毛泽东思想、语文、数学、工业基础知识、农业基础知识。外语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理、历史，统统都没有。语文唯一的一篇古文是《愚公移山》。

学校里，因为受“读书无用”思潮的影响，上课时没有人认真听讲。有的课，比如数学，和小学学的接不上茬儿，根本听不懂，就更没兴趣学习了。身为黑五类“狗崽子”，我的命运注定也是下乡。

现在，想起父亲母亲，我都十分内疚。因为年轻时不懂事，伤害了最爱我的人--母亲。

母亲长的不是太漂亮，但气质优雅，风度极佳。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母亲是天生的卷发，为此，文革中母亲总是把头发紧紧的编成辫子盘起来。

我11岁赶上文革，还没学会爱呢，先学会的是恨：恨自己为什么没生在贫下中农家；恨同学为什么跟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地主爷爷、地主姥爷的孩子过不去；恨母亲为什么跟同学的妈妈不一样--像个资产阶级大小姐似的。母亲的优雅，斯文，甚至连母亲的卷发，我也恨：太不革命，太丢我的脸了。母亲单位和我们学校相邻，在路上遇见母亲的几率很大。每次碰到母亲，我都躲起来，等母亲过去再走，或者干脆假装不认识母亲。

现在想起这些往事，怎不叫我撕心裂肺的痛啊！

70年初中毕业，我和三姐去了内蒙兵团。至此，我们家七口人全部离开城市，天各一方，成了上山下乡专业户。